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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橡皮泥蜗牛图片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文/智效民(历史学者)

2015年9月3日,是作家王小波之父王方名先生逝世30周年。王小波是大陆当代作家中特立独行的一位,其文风与性格皆迥异于时代,不入俗流,许多著作堪称经典。

然而,对这位当代重要作家身世的考察,常常忽略了其父亲王方名的影响。王方名早年追随共产党,是一位爱国进步青年,后从事教育工作与逻辑学研究,受到过毛泽东的接待。考察这位老革命家的命运遭遇,不仅能够进一步弄清楚王小波的思想历程,还可以看出老一代人在追求家国理想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悲喜剧。

早年求学与退婚

1911年,王方名出生于四川渠县的一个商人家庭,由于其父经营有方,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少年时代,王方名考入川北嘉陵高中。在校期间,因为擅自到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根据地参观,并发表了同情革命的言论,被学校开除。随后,他转学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中共早期领导人杨公、张闻天、萧楚女等人曾在此校执教。

王方名入学时,校内团体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有个名叫李忠慎的同学,此人不仅与校方多有冲突,而且还想成立一个类似读书会的秘密组织,这个李忠慎就是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著名党史学者李新,他在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中说:王方名和李成之(后改名为李直)来到川东师范的时候,因为“他俩年龄较大,阅历也较多,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听说我们要组织团体,不但极力赞成,而且帮着出主意,实际上起了指导的作用。”

根据李成之的提议,他们把这个团体定名为“众志学会”,并选举李忠慎担任会长。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以及鲁迅、高尔基的作品过程中,李忠慎和王方名对唯物辩证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李新在回忆录中说:“我们两人一起读书,一起探讨,常常在学会上发言,做专门的读书报告。”

在读书会的基础上,他们又创办了一份壁报,取名为《众志周刊》。对于这段历史,李新的印象也特别深刻。他说:该壁报的“报头是王方名写的,编辑工作也由他主持。他是写文章的里手,不论哪一类文章,他都可以按需要即时写成。”李新还说:由于这份壁报“色彩鲜艳,图画动人,而且内容充实,谈的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吸引了许多人来看,一时观者如堵,轰动了全校并传播到校外,当然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重庆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该会印章由王方名刻制并保管,所以他成为事实上的秘书长。李新说,当时王方名刻了许多印章,使用的时候必须按记号发出才有效。仅此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王方名个人的才华和做事的态度。

正当王方名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之时,他的父亲让其回去完婚,女方家长是当地的地主。在那个时代,由于地主的地位比商人要高,所以这门亲事对王家来说实属高攀。但是王方名认为,他和女方没有感情基础,所以执意要解除婚约。这不仅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也让女方家长特别难堪。对方认为自己有钱有势,女儿长得也不错,如今被男方“休”了,这无异于奇耻大辱。

有意思的是,这个女孩居然表示同意退婚,原因是王方名长得不够英俊,有点像鲁智深的模样。李忠慎和李成之等同学得知这一情况以后,认为王方名看重的是感情,女方看重的是相貌。既然二人毫无共同基础,那么解除婚约是有可能的事情。

经过一番策划,他们让王方名写信邀请女方来重庆处理此事。收到来信以后,女方家长以为王方名已经回心转意,便把女儿送到重庆的亲戚家里,想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让他们培养感情。临走的时候,女方家长一再叮嘱女儿,千万不能接受退婚,否则就不要回来。

女子来到重庆以后,王方名当即邀她见面,并由李忠慎和李成之等人陪同。见面之后,王方名正式向她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几个哥们儿也大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和解除婚约的好处。经过一番劝说,女子同意解除婚约,但是却激怒了王方名的父亲,他表示要与王方名断绝父子关系,并拒绝提供求学费用。幸好有一帮同学的支援,才让王方名完成学业。

投奔延安 任职鲁南

不久,王方名和李忠慎从学校毕业,李在万县民教馆下属一个分馆找了一份主任馆员的工作,并且为前往延安做准备。随后他请王方名来到万县,一方面帮助他办民众教育,一方面参与北上延安的准备工作。

1938年初,王方名、李忠慎、李成之等七位年轻人结伴从万县出发,徒步前往延安。为了方便起见,他们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成华北川军慰问团,并取得万县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的证明文件。此外,他们还从重庆大学弄到了前往川陕公路考察的证明。

从万县出发向西,没两天就抵达王方名的故乡渠县。当地抗敌后援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介绍他们拜访县长。在这种情况下,王方名的父亲也改变态度,主动收回成命恢复了父子关系。随后,七位年轻人沿着嘉陵江北上,抵达阆中古城。在此期间,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宣传演出。阆中比较闭塞,所以引起了很大轰动。与此同时,也让当地政府对他们产生怀疑,幸好同伴中有人从亲戚那里得到消息,他们便赶快离开,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离开阆中的时候,有十几个当地学生跟了上来。后来虽然大部分被劝说回去,但还有五个人留了下来。无奈之下,大家决定由王方名带领他们分别行动。到了西安以后,他们七个人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驻西安分部介绍到延安,那五位从阆中跟来的学生却分道扬镳,两人去了安吴堡的青训班,另外三人去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既是模范战区,又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因此山西的民大在抗战初期比陕北的抗大更有吸引力。

到达延安以后,王方名与李忠慎进入陕北公学接受培训。随后,李忠慎改名为李新去西安招生,王方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拘邑分校担任指导员。从此,二人失去联系。

1939年初,王方名被派到晋东南担任抗大一分校指导员。紧接着又被派到鲁南,出任抗大三分校政教组长和胶东公学副校长等职务。在那里,他虽然患了肺结核病,却找到了终身伴侣宋华女士。

打成阶级异己分子

1949年建国后,王方名被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督察。后来华东局领导要调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但是因为他不会讨好顶头上司,所在山东当局不仅不放他走,还给他说了许多坏话。后来,高教部把他调到北京,担任部里的政治教育专员。这次调动,可能与曾经在新四军担任过宣教部长的钱俊瑞有关。

1951年土改运动开始后,王方名的父亲被当作恶霸地主在家乡受到批斗。父亲给王方名写信诉苦,并询问土改工作队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政策,王方名回信说,政府是保护工商业的,如果有人违背政策,可以据理力争。没想到这封信被群众查抄出来,不但让他父亲“罪”上加“罪”,而且把王方名也牵扯进来。

第二年,“三反”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为此高教部党组号召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并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王方名信以为真,便向部领导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为了反映下面的意见,他甚至与领导拍了桌子,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这些信转回单位以后,让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非常生气,他认为王方名是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正在这时,四川老家把他父亲的材料和他写的那封信寄到高教部,希望单位处理此事。钱俊瑞等人看到这些材料以后,立即把他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在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后,下放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了教员。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遭遇无异于晴天霹雳。两个月后,王家的二儿子出生了,宋华为之取名“王小波”,意指小波浪。在王小波早早地离世以后,宋华曾在纪念文章中极为动情地写道:“这场波浪带来的灾难,几乎毁灭了我们的家庭,当时的想法有三:一、记载这一历史事件;二、寄托着我们的信心与希望,相信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事实以真面目;三、鼓励自己在革命的长河中,要顶住任何风浪,要善于把大风大浪化为小波小浪。”

面对王方名的不幸遭遇,李新清楚地知道当务之急不是为他翻案,而是先解决他的工作问题。王方名希望搞哲学研究,但按照规定,搞哲学研究必须是中共党员,所以李新把他安排在人大逻辑教研室工作。

受到毛泽东接见

为了胜任新的工作,王方名马上投入到学习研究之中。经过一番努力,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参与了逻辑学界的学术争论。但大多是以教研室名义发表,不署个人名字。当时的教材来自苏联,王方名觉得这个体系有问题,就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人大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并引起争论。毛泽东对逻辑学颇感兴趣,便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了王方名和著名学者周谷城。

王小波去世以后,他的发小胡贝对艾晓明说:“当时我还记得王伯伯回来,很高兴啊,兴奋得不得了。跑到我们家来,讲经过。别的我都不记得了,我还记得,说江青给做的鱼,起码是江青端上来的。”他还说正因为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伯伯基本上没有挨整。小波也说,就有一次被斗,还是陪斗。”

自从受到毛泽东接见以后,王方名的处境大为改善,人民大学任命他当了逻辑教研室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李新开始为恢复王方名的党籍而努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平反冤案比制造冤案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当时李新是吴玉章的秘书,尽管他动用了这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但还是没有成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新和钱俊瑞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所以在文革结束、钱俊瑞回到北京以后,才同意给王方名平反,并写了一篇非常动人的平反报告。

随后,他又让李新找到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也很痛快地在钱的报告上签了字,并且说:“我们这些人,过去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恢复了王方名的党籍,撤销了原来对他的处分。

安子文在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所以李新感慨地说:“可见一个人只有被整之后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挨整的滋味,一贯整人而从未挨整的人,很难放下鞭子来承认整人的错误,分明整错了,他也要说出一套整错的道理来。”

在“历史问题”解决以后,王方名调到北京市社科院工作。他想重操旧业,但由于当年的文稿早已在文革中散失,近年来逻辑学界也发生很大变化,再加上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所以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脾气日益烦躁,甚至与妻子、孩子以及自己的助手都产生矛盾。另外,为了撰写文章,他晨昏颠倒,作息时间发生错乱。后来又以书画自娱,但还是无法排遣内心的烦躁。有时候他到处乱跑,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有人说他是“精神飘逸症”。为此,他只能在李新面前发出“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长叹。

与王小波的父子情

王方名与宋华育有三男二女,王小波排行老四。王小波留下那么多文字,但是只是在少数篇章中谈到自己家的事,因此这些文字就弥足珍贵。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苦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总而言之……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王方名的个性和他对孩子们的教育。

王小波的弟弟叫王晨光。不幸的是,他后来去美国留学,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一位黑人青年,此人为了抢他钱包里的钱,居然把他杀害了。这时王方名和王小波已经去世,大家怕宋华经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瞒了她很长时间。后来知道真相以后,她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在随笔《我的精神家园》里,王小波在一开头就写道:“我十三岁的时候,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又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从照片上看,在子女中王小波最像他的父亲。王方名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王小波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李银河很快就被王小波的魅力所吸引。难怪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说她是慧眼识珠。

文革结束以后,王方名的儿女先后考入大学,甚至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不过在选择孩子们志愿上,他也有自己的意见。据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说:“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紧接着,他还幽默地写道:“当然,他老人家也是个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于是,除了王小平是哲学博士学了数理逻辑之外,其他四个子女都选择了理工科。不过,王小波最后还是回到了文科领域,并且以写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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